“合理性”比“常识性”更重要
我叙述了人生的所有场合中，根据原理原则进行思考、行动的重要性。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或和外国企业谈判时也应该是极其有效的。那是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有关于人生和工作的很好的哲学理念，这使得相互对照彼此的原理原则进行争论成为可能。
在京瓷公司还是一家不知名的中小企业的时候，我积极开展外联活动，希望外国企业使用我公司的产品。我的意图是当时的日本从美国引进技术的事例特别多，所以，如果我们的产品能够得到美国厂家的认可、让他们使用的话，以此为宣传点，国内很多企业也可能会采用就京瓷公司的产品。
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来到美国，直接和对方企业进行商谈。记得刚到美国时，我提前一天特地拜访住在西式公寓的朋友，请教当时对日本人来说还是稀罕物的洋马桶的用法。当时还是出洋机会稀少，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时代。
但是，在美国将近一个月的逗留期内，无论怎样到目标企业巡回兜售，非但买卖没有谈成甚至连吃闭门羹。奔波于异国他乡，踟躅于洋风异俗中，尽管每天累得腰酸腿疼，大汗淋漓，但得到的只是“NO”和徒劳感。当时距离与辛酸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尽管这样，抱持决不后退的决心，经过不屈不挠地交涉，终于初现成效，京瓷公司的海外贸易额一点点地增加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外国、尤其是在美国，在判断一个事情时经常出现“REASONAL”（正当的）这个词。而且，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惊讶标准不是社会习惯或常识，而是他们自身所秉承的原理原则和价值观。
美国人确立了扎根于自我信念中的人生哲学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新鲜的、振奋人心的经历。
在这背后，或许是因为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律体系的不同。日本的法律是以德国的法律体系为模型的，属于成文法。亦即根据条文进行判断，存在容易教条化的缺点。与此相对，美国是判例法。也就是不太拘泥于条文，依据不同的案例，当事人对照自己的良识与规则，来判断它是否正当。
在有这样的文化背景的国家里，像我这样明确原理原则的思考方法正好既有适用性，又很有效。对于我根据原理原则决断为正确并主张的事情，如果他们认为“你所说的确实是合理的”，就不会拘泥于是否有前例、企业规模的大小而非常迅速地作出决定。正因为如此，谈判总是得以迅速地进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岛国日本也必须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会与外国人交往，有时还必须“越洋出海”，但那时我们没有必要曲意逢迎。
认为是正当的事情就堂堂正正地提出主张，这样反而更好。这样的话，原本有本地文化的欧美人应该十二分地理解该事情的正当性，并给予尊重。
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经常扪心自问：“这是正确的做人准则吗？”为什么呢？因为有超越国境的普遍性，即使文化上多少有点差异性，但在根本之处他们一定能够给予理解。
负责京瓷集团在圣地亚哥的北美分公司业务的一位美国人，在京瓷公司的内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文化因国家或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商业哲学、人生中的基本原则最终还是相同的。例如，努力在工作中创造成果，想为社会做善事等等。无论在哪个国家的文化中、无论哪种宗教里这些都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他替我说出了想说的话。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在经营中，作为判断标准、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都是必要的。它越普遍就越有效，因为它植根于“人间正义”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它是没有国界的。所谓做人的原理原则，是指超越国家地域差异和超越时代限制的、全人类共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