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有点抽象但例子都极为具体，分析结论不代表个人认为的正确结论，仅说“多角度”的一些常用的基本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的思路是三种。
1：用实然的态度去看问题，多从“功能”角度出发。
2：如果分析的事物里有“对抗”，将自己作为第三方——不是加入谁或者支持谁，而是看“参与对抗的几方都假设一次成为胜利者，那这个胜利者的运作方式是如何为我所用的”。
3：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本文将主要引用三个例子和三个思想，三个思想会逐步结合。
第一个例子：欧神文章《70年产权好还是永久产权好》下的一些在养猪场（某易论坛）里很常见的评论方式。
第二个例子：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有一个警官在匪徒门口，听到里面的枪声后吓得不敢动很久，此警官在事后被革职。此事引发了一些有趣的讨论。
第三个例子：没有统计学背景的人，如何看一组非常重要的统计数据，如何从数据甚至单点信息中分析可能的情况并逐渐得出结论。
再次强调：内容以推演演示为主，结论不重要。
三者互相独立，但又密不可分。
关于评论，我只选择主流中较为简单的问题来说明，高度复杂的问题我也没听过。
1：欧神的《70年产权……》一文的例子。
一个主流反对方式的反对核心总结“70年产权就是为了政权方便管理，对老百姓（其实是“我”）没有任何好处，这是强买强卖不讲契约”。
我不从经济角度出发，因为直接说明这些话其中逻辑问题，也就是“不从功能角度”考虑问题是根本不值得使用任何“经过研究后的思想”的，它的错误简单到用最基本的逻辑就能解释。
我们先分析一下“为什么要反对方便管理”。
说白了很简单，就是“反对介入，我本来可以全卖的”。当然，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些人想的其实是“如果我能够全卖而别人只能70年，那我肯定赚了。就算开放了无限期，我本来就是打算更早卖的一批，我赚了哈哈哈”。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小学生式“钻空子”，只是有些人自己没意识到并包装的好听了一点罢了。
我们就用他们的“我不想被介入，但我想讲契约”。
那么，我们先不谈“讲契约”容易被介入什么的，我们就谈“讲契约”。
首先嘛，这个契约是你要讲给别人，别人也要讲给你的。
但是呢，总需要“执行”的，哪怕印刷个合同也有成本呢，现实中还需要一股力量来帮你执行契约，因为很多时候别人违约时你自己不太好对付。
所以，多一份契约本身，让契约变得有效也是需要“外力”介入的。
很显然，大多数违约是需要强制力介入的，由于常常需要暴力介入，所以它一般是依托政府或者至少政府作为中间人而完成的。
（事实上即便不需要暴力的时候也不妨碍后续的进展）
既然如此，那么永久产权里的“契约”越来越多，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契约或者用对方的不良契约来攻击别人，你用到“执行契约强制性”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那么，你使用“强制执行”时，是不是政府介入了呢？
当然是——这和你自愿或者不自愿没有任何关系。
在契约对你不利的时候，你想撕毁吗？当然想。别人想让你撕毁吗？那就不一定了。
如果你能撕毁而对方不能，那么对方肯定会用各种手段请求介入来对付你，不然你涨价怎么办？你撕毁的也未必是我想要的。就算是我想要的，那我先阻止你撕毁以获取一个更优惠的价格，到手以后我自己撕不是更好，没道理你能撕我就不能撕了。
而你当然也不让对方拿到手以后再撕，否则自己的好处就小了，所以你也会限制别人不能撕——你限制别人不能撕也许不行，但是周围的人看到这样的交易肯定会影响自己的交易，所以别的卖家也会阻止你来撕。
同时，如果有个人真的有什么办法“私自撕毁契约”，那其它的“暴力保护”也就没了，可是别人还有的是办法对付你，那你就更亏了。
在这里，政府赚的就是“我设战场，我强行垄断你们寻求契约雇佣兵的生意，你们打的越嗨我队伍越壮大”。
其他人是没办法联合起来说“我们不要永久产权了！”因为谁先出口谁先死。
在政府内部也是一样，尤其是中层和基层人员更是如此，而上层也犯不着去改变——这好处太容易拿了，而且还很方便分赃，这种东西谁提取消，谁就是给自己没事找事。
人家不仅不会给你减少契约数量，还会想尽办法给你增加——谁先能拿到这个武器，谁就有优势。
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的“强制力”是减少了吗？一点都没减少。人家就是造了个“无限期囚徒困境”来盘剥一代一代人，就这么简单直接。
说简单点，这和政府向老百姓卖军火没什么区别——卖军火其实不是事儿，主要是人家营造了一个“你迟早得打死隔壁老王，而且老王迟早也要打死你，所以你们赶快打”的博弈环境。
而且最关键的是，由于没人可以削弱它，所以这个军火贩子是只卖机关枪而不卖防弹衣的，连战壕都不能挖——唯一活命的可能就是出门直接和老王突突突。
突突突的时候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走过来：先生您好，我们这边有雇佣兵队伍，要不要让我们去把隔壁炸了？
你说要，隔壁老王也说要。
你说不要，隔壁老王也说要。
如果你们两个人突然大发慈悲，互相都说“不要”。
西装男：乡亲们快看！这里有两个老实人，大家赶紧欺负他们！
当“战斗后果（旧时代的契约）”不能撤销时，仗就只能越打越大。
仗打大一点，政府就能生意兴隆。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生意是不可持续的，但土地产权永久的国家原来也有解决办法。
欧洲主要靠贵族：我管你妈的。
美国主要靠特立的各种疑罪从有法案（这些案子打起来经费虽然很高，但一旦愿意打，那么原告方几乎绝对胜诉，而且对被告的处罚往往极其严厉……当然在“严厉”的过程中，那些累积下来的契约也就没人会去执行……谁那么不长眼，会被牵连的）。
贵族失效就不提了，美国的疑罪从有法案的作用也在二战后失效了（产业集团和经济集团的力量遍及全国，但真正管“雇佣兵”的是州，真正的直接管理人员和支（收）持（买）不在一条道上了）。
不是“无限产权”是好事，而是以前的“无限产权”本身就因为老是毁约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显现出严重后果——说别人现在发达国家有无限产权所以无限产权就是好的，这就好像在说“我跟你讲，溜冰没事，石器时代的人没一个溜冰溜死，所以兄弟你也来一口呗”一样。
所以，就算我们不谈别的，“无限产权”的东西更便宜也是理所应当的——人家跟你出售阿富汗前线战场的土地并表示“这将永远是帝国的坟场，以后也有你的坟头”，请问这块土地会越来越值钱吗？
一块都是不能挖的祖坟的地容易卖出去，还是一块平地能卖出去——人家还不一定就只给你一个祖坟地，人家祖上可能还要求你每个月带着人家的祖宗八辈儿出来遛弯，遛弯之前还要求你要等他们的十四房姨太太化完妆。
要想取消这些契约也可以，把有继承权的子孙后代都召集起来，那么除了表明继承后也不能改的东西以外，你就能取消啦~
欧洲很多地方的城市的房价高的离谱，交易的大多数利润都会被极为复杂的交易过程给吞掉——房主也没多赚钱，房客也没有，羊毛出在羊身上。
扛着自由旗反自由。
好，这个例子怎么说明了“功能性”呢？
一言以蔽之：别以为自己能动了别人就不能同样这么干，建立和执行某个功能也是需要消耗的。不管这个“功能”是你自己想要的还是你不得不要的，所以一定得考虑好成本和收益，而且至少主要参与者最少也不能白干活被饿死。
当一大群“小功能”开始疯狂内耗的时候，大家就都没得活了。
当然，这种“反对产权年限限制”还是挺容易理解的，最简单的就是“和平日子过惯了，想出门打仗了，而且还觉得自己比隔壁老王牛逼一千倍，稳赢”。
我真觉得这些人应该早点去美国，先自己报个税试试，这个人家对一般老百姓倒还不怎么提供“佣兵服务”。
所以压根儿就用不着多少别的东西，用“祖宗八辈儿的契约还能在现在的执行机器里来对付我和我的买家或卖家”来表达“我反政府介入”本来就是讲不通的。
谁还不是一个宝宝了？你是，我是，我们的祖宗十八代都是。
更简单的来说：一个是清空70年内的各种契约的相关介入，另一种是祖宗十八代的契约的永久介入，是前者需要的介入多还是后者？
这就好像原来说什么“中国房价太高啦，中国一套房，可以在希腊的小岛上买一座真正的古董城堡啦”。
人家的城堡是便宜，但那……只是当事人卖给你的一部分权力……跑完手续以前不是我们的“房子”的概念。
至于这“祖传老城堡”的手续什么时候能跑完就不知道了，反正原来我记得有个土豪去买了个，只能贴钱养着，跑了几年手续，最后连进去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祖上没有当地贵族血统也不是女仆（如果没买的话他是可以进去的，因为算客人，得到现主人的同意就能进去）。
当然，在跑完手续以前他也是不能把这个城堡卖掉的——还有，负责和你交易的人对你并不一定有告知义务，他把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放在你面前，连专家都不一定看得懂。
还有一点，欧美很多国家之所以只能用房产税而不能改成有限产权，它不光是因为取消永久产权会侵犯很多自身执政基层利益集团的利益，另一点也是“如果要改，几乎要修全局的规则”……否则按照现有的绝大多数规矩，那么全国老百姓必须全体动员跑手续，跑个几十年说不定能搞定一半人口。
不全面改规矩，老百姓会造反（当然实际上会演变为改革无法执行）。
全面改规矩，改不到一小半，老百姓和官僚都造反，名副其实的“皇上，你为什么要起兵造反？”
说白了70年产权咋执行会很复杂，不过说简单点就是：到期了，那么现在的主要持有人得说明一下“我要哪些东西续一下”，没说的杂七杂八的老条款就基本作废了。
以为真抢房子的都是没考虑过“功能”的人，别说真抢房子，就算是填多一点的单子都超超超超春运的事儿，而且土地上的人的运作才是值钱的——那帮傻子也不想想，这样抢的钱还不如成本呢……
抢劫都不会：冲进便利店朝天打一梭子，抢了五块钱，而且还忘记掉之前假装买东西时给收营员10块钱。
中国的执政体系很新，又不需要考虑大规模的制度化的贵族，自己不是贵族就不要扯什么永久产权了——人家搞永久是因为挂着一个头衔，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强行吃油水。
这就好像前些年（其实直到现在），中国的一帮小布尔乔亚一天到晚鼓吹“中国没有贵族太惨啦！”“女仆好棒棒，工作的太有尊严啦！”是一样的。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甚至能说出“哇塞以前去青楼工作真好，不用陪睡还能免费学琴棋书画”。
看守所好还是家里好啊？
“呼呦，当然是看守所里好哇，里面的人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里面的”——窃/格瓦拉。
看到中国不少此类人，我倒是有一种感想。
“都说自由这种东西，只有在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贵。这句话是不对的，是只有自己争取到的自由，失去了才知道珍贵。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不知道的自由，那他只会感觉自己断片后的菊花疼。”
鼓吹“永久产权”的小市民，就是喝酒断片后菊花疼了以后……他脑筋一动：哇塞！自己免费睡了一晚宾馆耶！床头还有傻子忘拿的两张红票子！把我搬来的人一定是一个好心的大傻子啊！
什么限j限g啊……就属于“嘿嘿嘿，我告诉你们啊，那些傻逼从来不把自己喝断片，真是不懂生活。我每天喝酒断片，不仅每天有两张票子拿，连拉屎都顺畅了呢！”
至于我为啥不直接说“不要把自己当宝宝”而说“功能性”呢？因为这个东西它延展性很强的，继续想下去的话问题就很复杂了，不是“不把自己当宝宝”能总结的了。
当然了，如果忘记了“功能”的名词解释，那么可以去查一下词典（最好搜function，生理学上的function的内涵最接近）。
好，第二个
如果分析的事物里有“对抗”，将自己作为第三方——不是加入谁或者支持谁，而是看“参与对抗的几方都假设一次成为胜利者，那这个胜利者的运作方式是如何为我所用的”。
当然，这里的“胜利者”不一定是那个“被举起双手并被称为拳皇的那个人”，主要还是看谁达到了目的。
说到目的就不得不说“功能”。
直接解释太麻烦，但是上例子会很容易。
例子是：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一个胖警官在匪徒门口被吓的一动不动大半天，然后被革职。
当然，网上讨论主要集中在“可恶，这么怕死不要当警察啊~”或者“人都会害怕的，人家做的又没错，送死吗？”
这里说的胜利者肯定不是指键盘侠，更何况他们大都没有达到目的（笑）。
“达到了目的”又要怎么看呢？或者说“目的”应该是什么。
在大多数情况下，“目的”通常和个人或者组织在一个更大型的结构内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有关。
当然，要像精确的确定“功能”本身也并不容易，就好像我们知道肝脏有解毒功能比较容易，但知道肝脏对于身体的所有功能却很难。
所以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具体局部事件上使用“功能=目的”的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例子是“警官怕的不动的视频被放出，相关警官被革职”这件事——不是“警官在罪犯门口被吓坏啦！这人好惨啊！”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有“视频出现”和“警官被革职”。
然后我们开始考虑功能，这里当然从组织到个体都有相应的功能。
比如说“革职”和警队有关。
那么警队的功能有什么呢？
最主要的肯定是：维护治安。
那么警队下面的人为了维护这个功能，他们也为了维护自己，各色人加在一起最有特色的功能至少有两个。
1：制止犯罪是个人的工作。2：保存自己是制止犯罪的前提（大多数情况下）。
打击犯罪这里就不用提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可能全功能都说出来，否则至少几百万字，幸好粗略判断大多数事情不需要这么复杂就足够准了。
那么对于一个警官而言，警局至少需要他完成其中一个才能算得上发挥了功能。
制止了犯罪但没能保存自己，这是英雄警官。
制止了犯罪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优秀警官。
没能制止犯罪但保存了自己，这是机灵警官（虽然要视情况而定，这不一定会变成惩罚）。
没能制止犯罪又不能保存自己，这是无能警官。
没能制止犯罪又不能保存自己还让周围人和队友更危险，这是垃圾警官。
那么，我们就能看一下那位害怕警官没做到什么。
1：没能制止犯罪，也没有试图制止犯罪。
2：保存了自己，但那纯粹是幸运。
3：让队友和其他人陷入了更危险的环境——不是光指楼下群众，而是他身边的两个保安和楼下警车里的队友。
一样都没做到，垃圾警官，警局不能要。
我们先不说战术训练或者其他问题。
大家可以先想一个问题。
假如：这个警官如果被吓尿了，对着对讲机一顿哭诉并和队友唧唧歪歪。
请问：是吓尿叽歪好，还是沉默不语好。
这是第一种害怕。
第二种害怕。
警官被吓尿了，听到房间里面开始突突突，他吓的赶紧屁滚尿流的跑下楼。
这两个画面看起来比“吓的在门外的一个小墙角不能动”看起来更搞笑——但是，这两个比“呆着半天不能动”更严重吗？
我们当然知道不是。
他已经基本定位了罪犯（距离很近），他如果唧唧歪歪哭哭啼啼，至少也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出去了。
队友就算不能来增援也能跑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勇敢点的话可以用车里的AR打压制，尽管最初的新闻上说“因为怕误伤其他住店平民所以没有压制”，但实际上后来是因为没能定位匪徒的精确位置——在一个多小时后才确定，这位僵住的警官浪费了很多时间。
也就是说这名警官没能帮助队友，而他的队友当然不可能知道原来他是被吓僵了。
如果是仓皇逃窜，那么他至少也保存了自己以及其他酒店保安。
事情最终的结局是：酒店保安非常勇猛的强攻匪徒所在房间，但是因为匪徒对外的射击高峰期已经过去（注意力已经不在外面，而且枪声已经停止）。保安开始撞门，但因为技术很生疏而未能瞬间破门，被匪徒的扫射击中。
过了一会儿，匪徒饮弹自尽。
这里的保安做的对吗？可以说对，也值得夸奖，这是一个只有保安训练的人所能做到的极限（这一保安事后受到了嘉奖）。
那么他的做法有利于“制止犯罪，保存自己，保护酒店”么？
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考虑一个对比：如果没有他踹门，匪徒会饮弹自尽吗？
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是不是因为匪徒感觉“目的达到，突围无望”而畏罪自杀，但是从可能性角度考虑——如果那个保安没有踹门，匪徒不知道有人在外面的话，匪徒是更有可能不在房间里自杀而是选择出逃的（至少更有可能会看一看）。
这里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什么警官缩在小墙角里，保安站在两边的“不能保存自己”之处了。
如果匪徒出来，总不可能一边跳着桑巴一边欢快的往外螺旋蹦跶。
那时，就不是一个被关在房间里，不知道走廊状况的匪徒了，他只要探头看一眼……
用手枪击中短时间探出头来的目标的难度很大——这时，警官和保安不仅没有了进攻的突然性，也没有任何可以有效掩护的地方（内部墙角都是低强度材料做的，挡不住自动步枪的子弹，所以只能算是隐蔽物而不能算掩体，可是保安们连隐蔽都没做好，警官也一样），他们都挤在狭小的过道里。
三个拿手枪的家伙，就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一个手持全自动火力的匪徒了——而手枪无法击穿匪徒的墙壁，所以匪徒反而有掩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那个警官能在吓呆和“天神下凡”之间随意切换，一枪就把探头的匪徒给爆头了，否则警官和保安能活着出来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而这些处置方式，都是最基本的训练，甚至最基础的自保都不需要训练。
打不过可以撤，毕竟现场处置权在警官手里，下面的人也没说什么。
就算腿软撤不走，可以在对讲机里哭哭啼啼，下面的人至少知道了情况。
连哭哭啼啼都做不到了，那么至少找个安全点的地方藏着，至少保安会跟着躲的安全点。
所以对于警局来说，这个警官所有功能都没有完成——人有千千万万种害怕的方式，但这个警官在当时下意识的选择了最有害的那一种。
他不仅让平民的生命受到了更久的威胁，也没有让同僚知道情况，自己的行为让保安受到了更大的危险且也让自己更危险。
对于“功能”来说，没有什么“责任”“荣誉”“使命”，它就是冷冷的“有没有一点儿用”。
显然，这个警官不仅没有达到警官的及格线，而且他的不及格方式达到了最有害的程度。
也就是说：即便在不追责的情况下他依然应该被开除，只可惜警队没能在更小的事情上就发现这一点。
看，知道了“功能”，就更容易明确“警官”“警队”“警力有关部门”各自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目的”了。
纵然，一个人在面对危险环境时，他僵住不动的“冻结”的确是人类正常的避险本能之一，但是警队无论对外还是对内的“功能”都不是“看谁不正常”，那是精神病院的事儿。
所以开除这个警官，无疑是警队的“胜利”，尽管整件事本身是负面的。
而由于“革职”和发视频的决策者是警队，因此整件事情的主体就是警队。
那么，从“功能”看到“目的”是如何让“胜利者”的规律为我们所用的呢？
这个规律最常见的用途，并不是什么“复制成功经验”。
它最多用于“听其言，观其行”。
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组织，甚至是“国家”都是如此。
大多数人将“听其言，观其行”理解成为“言出必行”或者“重视承诺”——这在一些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在涉及利益问题的时候却往往不那么管用。
很多人受骗上当也是如此，特别是被自己的好兄弟或者“身边的消息”给坑了——当然也不乏各种医疗或美容骗局。
受骗上当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步步套进去。
为什么能被套进去呢？那就是因为只从“言出必行”或者“重视承诺”角度出发，可是那只是一个个片段而已。
全局的确是一个个片段组成的，但是一个个片段未必能拼出全局——当不在意“功能”的时候就很难知道目的，不能知道目的就只会用别人给你的片段。
“美少女偶像是不会拉屎的”。
简单的说一下：刚才我说例子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革职”的决策者，也就是“警局”而不是“警官”。
当然了，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对方是“警局”，而且还是一个强国的正常警局，所以我们默认了他们对自己人的最低要求是“打击犯罪”和“保存自己”。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人呢？他额头上又没有刻字。
很简单：他做出的决策对吧？他应该是个人吧？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怎么满足的呢？
“他是一个人”本身就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含义，足够以人对自己的“功能”（交际也是一种人的意识对人全体的一种“功能”）和在社会中的基本“功能”。
这些都是可以结合片段来说明大量问题的，让片段服务于功能，这就能“听其言，观其行”了。
“听其言，观其行”是要有主线的，听其言就是片段，观其行不等于观其是否言出必行，而是他的行为是为了哪些他个人和周遭社会的“功能”——而他周遭的人，也是有各自的“功能”的。
而功能和功能之间，除了你身边的少数“功能方面”（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是与你高度挂钩的以外，其他部分通常是很弱的关系或者有对抗关系。
这还能带来一些好处——“成功”不等于所有东西都成功，但正如那个畏缩警官的警队一样。他们在整件事上是丢人的，用了这么个警官，但是他们对警官的处理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就能从大多数事情上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成功经验”或“经验教训”，也许它们本就是同一个东西。
顺带一提：能明白这一点，看危机公关之类的内容，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那个警官真的坐在地上哭哭啼啼，那么说不定反而更加能让人“感同身受”，公众压力不会那么大，同时警队那边看来“这人至少完成了一部分重要工作”，反而还更可能没事一点（这不是没有先例）。
说个题外话：
也许这里有人要说什么“军令如山”——如果能用上面的思路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军令如山”在不同的组织架构下是不一样的。
同时也可以这么说：其实“军令如山”一般是指一个团队而不是个人。在军队越来越懂得管理了以后，特别是第一次大规模现代战争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军队的直接指挥人员并不会真的“军令如山，不服从就枪毙”的，至少大多数时候不会。
我们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的时候，是有很多新兵头几次不敢冲不敢打，甚至缩在掩体里哭的——这是无法抗拒的，毕竟当时他认为自己出去就死定了，就算被毙了或者坐牢不也一样么？当场就吓瘫了。
这些人会“军法处置”么？
事实上大多数都不会——自己吓的不敢冲了躲在什么东西后面，那回去基本就是一顿爆锤，然后开始做思想工作。
只要你不拉着好多人一起害怕影响军心，不策划逃跑或者为了某些利益，一般来说都罪不至死，大多数时候甚至不会遭到严重处理——哦，如果这人害怕的方式是“进攻的时候冻结了”，那军队倒不会面临“开除”难题，因为这人没机会被开除了。
（爆锤本身其实是不对的，但有时候别人要解恨，不过如果没有因此直接出现重大伤亡的话也不一定会爆锤）
多做思想工作，战友感情好了，就算还是一样的怕死，但一个是被枪毙死，而另一个是冲锋死——冲锋死说不定自己死了也能少死战友，总比被毙了有价值。
甚至在大部分“必败无疑”的战争中，比如说二战末期的日军和德军，他们还继续坚持作战的原因已经不是什么命令或者职责，他们单纯的就是不想被战友看扁——参加过实战的人都有严重的宿命论倾向，大都觉得死亡会不可避免的降临，所以死之前就算不能风光也不能让自己身边的人看扁。
国军为什么常常战斗力低下？因为低层军官总是煽动士兵们内斗，让大家都更好的扒着自己和伺候自己，但自己又不输出什么“正能量”，结果大部分国军基层战士并不能形成广泛的“怕被战友看扁”的气氛，更不信任自己的上级会对自己负责。在国军较好的部队里，这样的风气就相对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出这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上级的给养一定要基本满足，吃不饱肚子又自谋营生的军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尤其是中层都开始打小算盘了。这也可以理解军队要想现代化，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后勤体系，而现代化的后勤体系要有现代化的军事管理部门，而现代化的军事管理部门就必然要求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
以我大解放军举例：对于基层来说，政工工作的最主要作用是“灌输忠诚”吗？当然不是，“忠诚”这个东西不是灌输进去的。
政工工作最主要的是明确一些基本的判断，基本的道理，这时大家做事就容易有基本准绳——虽然小事情经常有些毛病，但是大方面是有“生活与工作共同的习惯性和理论性判断依据”，这也是部队文化工作与文化素养的一部分。
这些基本的判断和道理，主要当然不是用来分析什么“大义”之类的事情，它最主要的功能是避免和减少战友之间的根本矛盾——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长期生活下磨合的，很多人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不待见甚至演化为仇恨，这在部队这样的人口高度密集且生活相对单一的地方的破坏性是很大的。
当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士兵从一开始的“做政课可以减少训练”的态度，逐渐转变为“学了确实有用”——那些用的最好的士兵也就成了调解高手，这样的人能做一个好班长或者好排长。
政工不是宣传，政工其实在潜移默化的教士兵们“军营相处基本法”。
（我这里说的也不是“一家亲”，等级当然是有且特别重要的）
更有趣的是：解放军的“关系挺好”（哪怕不怎么认识）基本上可以维持到“营”的级别。美军的差不多关系好的程度就只有连一级别（仅指三军，海军陆战队除外）。
像《兄弟连》电视剧里面的那种感情，现在美军一般只有同一个排才有了。
当然我不是说谁好谁坏，美军更早的使用了更小的作战单元，独立作战的单位本来就比较小，而中国搞正八经的合成旅都还没多久。
至于要不要维持更大群体的“情谊”，就要从成本与收益等角度再次评估了，但单纯的从好处来讲，当然好关系群体越大越好。
这还是一个立足于当下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当然，这又是一个“功能”问题，但又要结合“目的”，结合后就是“成功经验或经验教训”。
第三个：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这个和第三个例子的主旨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和统计学有关，而且还是针对基本上不了解的人。
为啥要加上“基本上不了解”呢？因为大多数人的确在生活中很难活用统计学，结果就给忘了。
而大多数人还能记得的学过的统计学内容是计算方面的，不是定性方面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其实定性更常用也更重要。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俺也不会（滑稽）。
万幸的是，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基本统计技能（尤其是定性上的）外加一定的相关领域的知识，那么还是能通过一些数据或者迹象做出能够支撑行动的判断的，判断也是可以修正和深化的。
关于基本的统计报表的阅读和坑，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原来都学过，而且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出发点。
这里直接说例子，然后再说明一个比较简易的操作方法。
A国与B国和C国交战。
你得到一个季度装备表格（我们搞简单点）。
A国在B国前线上有1万辆运输车，300辆坦克，600架战斗机；同时，在C国前线有2000辆运输车，150辆坦克，100架战斗机。
在B国前线上，A国的部队满编率为90%，在C国前线上只有20%而且总部队量少得多。
同类统计数量很少，大家都在用不同的口径，但你现在只能用着少数的资料做出判断。
你至少需要判断“哪个是压力更大的战场”。
如果你把表格做的稍微复杂一点，那除了工作中还需要接触各种数据表的人，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是A国和B国的作战压力更大。
还有，如果你让绝大多数人自己去查其他资料，那除了少数情况下，这些人也基本不会改变原有结论。
当然了，我直接说明这里有好几个答案时，即便完全不关心军事的人大概也能想到：这不一定嘛。
A国到C国可能有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铁路什么的，铁路站离前线比较近的话一辆运输车的车次就多了，那就不需要那么多运输车了。
也许又是A国和B国作战方式不同，300坦克和600战斗机，可能说明B国的空袭比较强大，那如果铁路线之类的交通工具被炸坏了，就经常得靠运输车长途运货，同样的车次需要的运输车总数就增加了。公路如果被炸坏了，那行车速度也会变慢，还是需要增加车辆。
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一个资料的话，可找到的大型原因都至少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说不定最干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三个月C国前线的损失特别大，直接导致缺编。
这里其实说起来挺简单的，而且实际上这样的“离生活很远，看似不了解的方面”，能想的多一点的人反而比较多；反倒是那些离自己生活比较近的，比较了解的部分反而就想不出来。
比如说把ABC三国的统计数据换成媳妇女婿丈母娘的财务花销数据，大部分人反而就很难找到多样化的解释。
但这里其实是很“习以为常但很反常识的现象”，
虽然媳妇女婿丈母娘三个的复杂度是比ABC三国要低，但绝对没办法低到一个季度的财务花销数据能简单到少于几十个可能的方向——这是单一数据，靠绝大多数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个时间段的总结来很准确的推算出他们之间真正的同盟与矛盾关系的，除非实在是特征太明显了（就像明显到A国和B国的边境线上全军压上，A国和C国边境线只有三个派出所的程度）。
如果从生活经验上来说，至少对大多数人“婆媳关系”的知识应该是比坦克飞机大炮多的，那大概率应该是婆媳关系能够找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更多且更加细节一些才对，过程解释的也应该比较清楚才是。
但我们都知道，实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想其中缘由大家也都猜到了“熟悉的东西习惯性的不走脑子”。
这很正常，因为人类的大脑还是比较原始的东西，习惯的东西都稀里糊涂的加权随便算算就完事了。
大部分事儿的观点基本属于“强化一下就完了”，一句话听了一千遍以后就比听了一遍的话重要不止1000倍了。
大脑的这个特性应该是不能完全克服的，最多只能在重要的事情上注意一些——问题是：什么是重要的？
没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单点的事情就几乎很少有重要的，但一切的事情又都起源于一个单点。
因此这就是一个看东西的习惯，想着“在重要问题上注意点，别的无所谓”的结果基本上就是“都不重要”（当然，他不会觉得结果不重要，他只会觉得所有东西都不重要，除了别人跟他说了比较多次的“重要”的某个单点，但他并不会有考虑这个单点的能力，因为他想不出其它的可能性，所以只能走老路）。
所以唯一办法只有一个：对所有你能接触到的，具有一定详细程度的单一资料或者你想考虑的东西，全部当作重要的。
看似极端，看似耗费脑力，但实际上耗费脑力大多数时候只是起源于一开始的“厌恶”情绪，实际上过了这个厌恶阶段以后脑子的能力几乎是挖不完的——反正脑子不管用不用都是那么多消耗，那还不如往死里造。
这当然不一定仅仅只有报表，包括生活中的一些详细内容也是如此（甚至不一定有数据），尤其是与实操或盘面分析有关的内容。
至少在一个单一数据上，一定要得出三种大不相同的方向才能开始论证——第一印象一定要打好。
论证的好不好，在真实事件上完全不如第一印象多不多更重要。
就以ABC三国来讲，完全可以找到三种大不相同的方向。一个可能是B为主战区，另一个是C，还可能都是重要的战场只是临时盘整。
这是最粗陋且要素极少的，要细分具体方式还有两三百个可能的原因。
不过，对于特别熟悉的东西（尤其是和自身好恶有关的东西），能考虑三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就基本满足需求了。
但即便如此，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在涉及自身好恶的东西里是得不出第二个结果的。
这些人基本没有决策能力，而且一般来说知道的越多越没有决策能力，资料越多越杂越没有决策能力（当然，在给定方向的情况下，让他做一个很漂亮的PPT还是没问题的，虽然我感觉PPT只是防止打瞌睡和检查会议成果用的东西啦……不过我内部开会以及提拔的最基本标准是非常粗暴但有点效果，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3000字的材料，只要不是纯数字表格，会前单独拿15分钟以内的时间给他们先看，不能基本复述的人没有提拔到管理岗的资格，通不过就永远不准进会议室，半个月还不行的就辞退。禁绝PPT就是禁止磨洋工）。
当然，如果一开始得到的是一个比较杂的东西，那么考虑“不同结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1：考虑可能造成这个数据或者结果的“人力”有关，包括人才和基层——哪怕连媳妇，女婿，丈母娘本身都可以算在这里面。
2：考虑可能造成这个数据或者结果的“市场”有关。这里的“市场”未必是商业市场，只要是需要别人付出代价来获取的的，都算作是市场（使用强制力的算人力部分）。
3：考虑可能造成这个数据或者结果的“财务”有关。这里的财务当然不一定是指“现金”，能快速流通的东西都算。
4：考虑可能造成这个数据或者结果的“信息”有关。这里的信息最常见的可能包含“短期判断失误”“一方占据很大信息优势”等。也就是说信息还包含“整合”过程。
这四个分别想三个，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剩下一个随便找。
前三个都很容易，就第四个容易出点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去掉第四点，而且一般来说在有好几个点而且口径至少差不多的情况下，第四点才有比较好的分析价值。
单点为什么容易在第四条上没有价值呢？因为信息能力本身不是很好直接评估。
比如说如果从单点考虑，那么二战中德国的情报系统应该是强无敌的，各大战役上报的情报包罗万象，每次几乎所有可能性都陈列在小胡子的桌上，而且还有一大堆细节内容。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德国情报系统是二战最牛逼的，每一次行动的地点和敌人出现的位置以及开战时间，德国军情部门都“预料”到了，是小胡子太傻选错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网上说德国军情部门牛逼的人一般会鄙视英国情报部门——什么辣鸡玩意儿，上报的内容就这么几份，多少次正确的情报居然没送上去，就几次偷东西和算密码干得不错，但是战略上就是个垃圾！你们看我大德意志递上去的文件里面都总有一份是对的！
当然，我们明白……把所有可能性都丢过去那就等于啥都没弄。
至于日军就更别提了，哪怕是整合好的优先级排名极高的情报连文件归类都经常不做，经常直接和机修报告什么的一起叠在办公桌旁边的不知道什么旮旯里面。等指挥官翻到了这份过时了很久的重要资料，大家都快开始准备神风了。
所以考虑信息方面带来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单点内容上也基本上不太可能看得出信息带来的影响——你说没影响也行，要说全都是影响也行。
毕竟大多数时候，考虑“信息”问题时，针对的是信息上下行和整合过程时带来的影响，它是概率性的（并不是考虑对方在想什么或者知道了什么，关键是加工过程无法在单点信息上体现）。
这就好像小胡子可能在这一大堆辣鸡情报里面突然就看到了那份正确资料，那它就会在单点上产生很大的变化。
大多数时候，还是先不考虑信息带来的影响。
（这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很多人还是会犯这个错误——比如说搞合作的时候不是先看人而是看项目。我们想一下的话就不难明白“先重视项目”本身就是先重视信息差异。这个问题虽然可以避免，但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先关注这一点，但我们也都知道这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这第三个套路，从“原发点”就选择“正/反/中（中就是瞎搞）”这三种解释方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后续的信息分析出现绝对的“一点集中”。
因为如果发生了“一点集中”，那后续就算有很强力的“反驳”信息偶然流进来，也不足以撼动原来已经经过发展的方向。
更麻烦的是“中立”信息也会偏向原有方向，所以是“正/中”vs“反”。
这是以手动方式尽量降低第一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不事先预防，那么在各种判断路线叠加以后，那当然会导致“只有一个结论”“东西的作用单一化”“组织手段简单化”。
但实际上我们明白，在大多数时候“正/中/反”即便有一个相对更正确一些，但无论选择了哪个方向，其实只要基本操作问题不是很大，那么这三条路线常常都能够“凑合”。
更关键的是：我们在实际操作时，其实“较优解决方案”是互相穿插的（正中反都有），但是要得出这些解决方案就意味着之前不能过于抹杀其他思考路径，否则到时候就想不出来解决方案了。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呢？
因为如果这么做，人就“迫不得已”的已经开始使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了——简单点说，个人感觉“发展”的眼光就是“从一点对应相应的局面，找到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在可能性不断延展之中，通过在比全流程更短的时间内察觉各种实际路线发生的短期变化中的发展内涵，从而推断出整体后续的走向逻辑，越来越确定不同的利益个体和群体在世界中的功能，并在结合前面所有东西以后，尽量在当前事件里找到今后可能依然可以使用的规律。”
单点连续后的动态信息评估很困难，无法用短短几万字的文章讲清楚，这个可以参考“情报学”的专业书籍。
（听起来高级，其实基础内容倒也不难）
各位看的肯定头昏眼花了吧？尤其是最后一段。
我举一个实操例子，把这三段结合在一起用——实际操作中其实是“反着来”的，是321顺序。
写文的时候用123顺序是因为“关键程度”不同——要以第一条“功能”为基调，以第二条“明确决策主体，确认胜利主体”为准绳，从第三条“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为切入方式。
实操例子我想了挺多，但我之前想到的例子太复杂了，但正好昨天关于“寿司”的文章下面有个关于诺贝尔奖的评论。
大意为：都说日本衰落，但日本还是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希望这些也是泡沫？
那我们就以“诺贝尔奖”为例，然后以不加太多“信息”的方式来看看“诺贝尔奖”可能代表什么的一种“路线”。
篇幅所限，我只说一个，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在“初级信息”中，可解释的路线有很多，至少诺贝尔奖这样的东西有四五十个“方向”是很正常的。
我以3为切入——这里先没有数据，但是没有数据也不代表统计的“出发点”无法完成，定性大多数时候就够了。
1诺贝尔奖，是颁发给一些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士的，通常是发现或者改进。
2诺贝尔奖主要由瑞典和挪威颁发，主要是瑞典。
3瑞典当局无法干涉诺贝尔奖评选，但却提供大量的支持。
4诺贝尔奖的推荐候选人的资格有限，也不得推荐自己。
5在常见的，我们已知的能够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学科中，数学在诺贝尔奖里是缺席的——原因是“要在实际应用上能造福于人类的东西，抽象的不行”。
6诺贝尔奖是诺贝尔花了3000多万克朗建立的基金会，并用“利息”支付奖金。
7瑞典当局“技术性修订”过基金会的经营方式，因为遗嘱写的不够明确，但修改一直在进行。
以“功能”为基调，以“决策胜利者主体”为准绳。
一个个写太长了，我举个两个例子即可。
1颁发给“杰出贡献的人”的功能——对杰出贡献的人来说，有钱和有名望/对诺贝尔奖颁发机构来说，选出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人”也能获得相应利益，但利益方式要结合其他几点推测。
决策主体是诺贝尔奖颁发机构。
3瑞典当局无法干涉诺贝尔奖评选，但却提供大量的支持——评选对于诺贝尔奖评审机构有“功能”，而瑞典政府提供支持也有相应的“功能”。
诺贝尔奖评选机构是评选决策的主体，瑞典当局是支持的主体。
大家可以顺着想下去，很简单的，脑子想的比打字要快很多倍而且可以得出很多不同的组合方式和大致结论方向，我这里就直接说结果，大家也能很轻松的知道我是如何得出的。
以下和以上的所有信息不会超过一份百度百科能够提供的具体信息量，所以不涉及任何“专业”能力，也就是说“信息”和“知识”不会成为基本分析的阻碍。
其中一个解释：
诺贝尔奖，是颁发给特定的具有“具有实际价值的发现或改进”的人，有奖金以及公认的高技术团队担保的“学术质量认证”。
这些获奖者不受国籍的约束，但评审过程是有诺贝尔奖评委会进行的，保密程度很高且光是“提名者”名字的保密周期就为50年。这些规定都是不断修订，并且要得到瑞典有关部门的认可后才能修改，因此决策主体至少是诺贝尔奖评委会和瑞典当局以及获选者。
诺贝尔奖是一个“受认证的国际学术市场”，诺贝尔奖评委会会根据学术市场的需要，判断其获选者各方面的实际价值——各种实际价值。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而这当然也是评选的一部分，并且参选者有拒绝的资格。
科学家也会面临三个利益体，国家，自身的学术机构，自己。
很自然的，如果国家与自身的学术机构给予的利益超越了“自己进入自身领域的公开市场”或者进行了负面限制，那么科学家本身就无必要接受奖项。
而国家或学术机构之所以能给科学家相应利益，是因为科学家亦对其产生了利益。
科学本身并无利益，科学想要转化为实际的效能需要转化为实体，而“重大利益”几乎必然是成批量或者有较快潜力为其它能成批量的科技做贡献的。
科研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方向性，无法做到“量身定制”，同时由于不同的技术和理论间有相互依存性，但这些技术可能在本国或学术机构里缺乏产业化的能力。如局限在国内，这一科学家的个人收益会低于公开市场。
如果让这样的科学家不能获取参选资格，那将会导致学术机构的整体成本增加以及激励降低，因为对科学家而言少了一大块潜在收益。
如果诺贝尔奖评选机构未能注意到有此类“利益低于公开剩余市场平均值”的人，它的利益也将无法最大化。
对于瑞典科学院而言，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支持诺贝尔奖评选机构，会减少一个增加自己学术威望（利益）的机会。
对于瑞典当局而言，它也会失去一个“学术公开市场”，它作为次级市场管理者的利益将会失去。
对科学家而言，瑞典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安全的去处，因为它是永久中立国且具有较强的安全保障能力，且各管理方都会提供相应的安保服务，这对于在本国无法产业化或邻近产业的学术组织而大量获利，但本身却具有极高公开市场价值的科学家而言很重要。
此类科学家难以获得高质量个人远程出行的安全服务，在混乱时期如果出现意外，本国也不会像有直接重大价值的科学家一样付出更多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去挽救，毕竟在历史上扣留敌方有关人员是常态，更何况是相对高价值的人员。
而瑞典方面从学术公开市场中获取大量利益，其内外部条件都使得瑞典是少数可以较为可靠的执行此类保护的国家，是当今最能够对“在公开剩余市场上具有极大价值”的科学家提供国家级安保与学术认证服务的组织。
这对于科学家所在国家，瑞典及所有政治派系（好处很大而成本相当低），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瑞典科学院都有好处。
支持国家控制科学家的，提供科学家及学术组织利益的是本国人民的税金或产业支持。
而诺贝尔奖就是全球的产业或学术市场的需求。
此类学术需求依然为产业服务，尽管有时候看起来比较远，比如说物理学，但物理学的从属和相近的学科很多——因此更有可能出现高质量的“产业空缺导致能力无法发挥的人”，因为物理学者在本国较容易“超量”且成果应用途径也有很大的随机性。
文学奖虽然不具有太多的从属性，但它本身和其他产业的挂钩程度极高——当然，挂钩的太过于直接也就容易出现问题。
和平奖根据上述路线，则可得为“和平=打通交易途径或降低交易限制”的政策制定者，这对于诺贝尔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有利。这与获奖者在其他方面是否一定出彩无关，只要不要做得太过降低诺贝尔奖的权威度即可（奥巴马就是典型例子）。
由于信誉风险较大，和平奖自然不会在每个选拔周期内一定会选出一个。
科学家所在国家，在参选过程中，亦可较好的知道在这些“剩余或有额外突破的科学家”里，推荐者或其他支持方面对其的利益态度，当然也可直接得知此项目在国际市场上的价码——相当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给“估值”。
这一“估值”组织是否从评选中直接获取利益是不重要的，这就好像现实中的诸多“权威奖项”是一样的，本质上他们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大型盈利系统，奖项本身是一个大型广告与周期性能力证明。
但想参与这一市场就需要很强的前置条件。
综上所述，瑞典很显然具备有大多数国家所不具备的较为完备的前置内外部条件。
同时，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诺贝尔奖的主打是“物理”“化学”“医学和生理”了。
因为能将这三类科研成果较为独立的付诸于实际产业的国家很少，但是很多国家依然需要其作为基础科研项目所以依然有学术产出。
同时，这三项还是具有极高学术复杂度与产业复杂度的分类——这需要大量学术服务的支持，这也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需要的。
这就给了“先来且具有最好客观优势的组织与环境”提供了一个足够丰厚的市场。
所以我们不难得出某个国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的具体影响条件。常见的至少有以下几个。
1：一个国家的整体科研水平。
2：一个国家的产业丰富程度及竞争优势。
3：国家安全的紧迫程度。
4：与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及其高度相关组织的熟悉程度（更容易密切接触推荐人）。
5：瑞典当局/瑞典科学院对一部分人在“科学家市场化事业”里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6：参选者能自由加入“全球剩余科学家市场深度”的能力，这会直接影响到诺贝尔奖在全球产业市场中的“含金量”。
选出一个成果很好但没有交易可能的人既是对科学家所在国的某种对自身毫无利益可言的威胁，也是对于需要科学家或学术资源的潜在产业和学术客户期望的践踏，同时也和“奖励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主旨相违背。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具备哪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获得这一奖项。
暂举三个
1：倒T形产业技术程度的国家——有一些产业很先进且盈利丰厚，对产业相关领域的有关学科有要求，但本身缺乏利用其他学科的产业能力的国家。
2：学术市场本身就较为自由化的国家且企业赞助较多且产业线非常丰富的国家，他有绝对的优势，自己参与评选只是锦上添花，更方便兜售自己的各种东西。
3：获奖密度较高的国家（推荐人大幅度增加，也能够更好的明白被推荐人在全球产业中的定位，利于推荐）。
不容易获奖的国家。
暂举三个
1：几乎没有科研需求或能力的国家。
2：产业深度和丰富性在急速增长，也可能合并有学术人员自由度较低的国家（在有科研需求的情况下，两者无法独立存在）。
3：前批获奖者密度较低或者有明显降低的国家（有滞后性）。
此3项中，仅有一项和该国实际科研水平有关，一定的科研水平为前置条件。
我们可将上面内容代入“都说日本衰落，但日本还是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也是泡沫？”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含义。
衰落：经济走势出现问题，产业扩增程度或具有优势行业的丰富性降低。
还是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参考上文。
泡沫：会出现断崖式下降。
参考上文内容可得：衰落未必造成该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绝对降低，除非快速极度衰落且学术体系先于管理体系崩溃且造成巨大学术损失。
如果该国依然能保持“倒T”优势产业结构，那么丰富度的衰落虽然会导致长期的研究风险提高，但是如果其“倒T”产业依然需要基础科研，反而会增加对外部市场的需求以降低内部压力。
这不仅不一定会导致该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减少，甚至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不降反增。
如果之前的内容不好理解，可以理解为“原来科学家是直接有人买断，而现在成为了一个更加自由的自由职业者，参与评选或与其相关组织接洽对于科学家的功能和你投简历近似。在经济条件良好且产业增加时，这些科学家就是本国产业的全职科学家，反之则为兼职科学家或外贸科学家。在多数使用全职科学家时，产业及国家本身当然不希望这位科学家投简历，这就好像你的老板如果很喜欢你的话，他当然不愿意你在岗期间给别的公司投简历——当然，这位老板要付的起对应的薪水或有其他独特的给付方式（企业的“优秀员工福利”对应国家给科学家的就不是薪水而是“特权”，薪水是通用性的，福利是针对性的）。”
当然，我们从上一段也可得知，如果“出成果但肯定不会把人交出去”的情况的话，成果必须相当大，但这一成果自然也是大概率在本国没什么太大的价值或者产业无法支持。
比如说中国疟疾基本已经被消灭，我国也没有全球医疗生产供应链，因此青蒿素必须进入国际市场才有价值。屠呦呦不送出去得奖就会浪费人才，减少激励，反之则可大大激励。
通常情况下，这类“只可能出成果不能出人”的东西要能获奖，是需要具有很大且可预见的商业+学术利益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抢在别人前面打上质量认证图章”。
而文学奖则明显的和“当事人的国力与潜在合作能力”挂钩，毕竟文学也是一种“深刻且快速了解一个生活文化和交易文化惯用方式的途径，且能更方便的通过学术体系进行解读深化。”
也就是“现市场国”和“可预见的潜在市场国或与其文化高度关联国”可能会更为优先。
当然了，根据不同的环境需求和激励需要，各种国家也会对自身科学家参与评选的态度有所变化。
但大多数时候，由于“出工又出人”更容易获奖且更能激励本国的其他科学家，所以通常来说获奖的人在获奖的那一刻开始就比以前更加的“自由”了，所在国至少也要有一些表示，让其更多的和国际产业进行合作（尽管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限制）。
而且这个“合约”或者说“国家牌坊”是长期的。
简单的来说，钱学森当年回国困难重重，但是杨振宁回国就容易多了——尽管有很明显的国际局势缓和的缘故，但如果当年杨振宁不得奖的话，他就算现在想来中国也很可能会麻烦许多。
第二个：还是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由于学术系统的改变和人才系统自带有滞后性，日本的经济陷入大问题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不太可能短时间内出现基础科研项目的大幅度缩水的情况。
当然，还没有进入“倒T”的长条优势区但之前有试图进入的行业的科研人才会过剩，科学家外贸意愿增强，更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获奖科学家，但不一定超过传统“倒T”结构的人员，尤其是“倒T”本身优势开始缩小或面临更高程度的国际竞争时。
对于日本来说就是医学领域。
此类人士如果发生“在本国没什么用的突破”或“可预期的未来本国已经没有足够能力高速投产”的情况下，无论国家还是科研机构还是科学家个人，都非常乐意将其人或者技术进行“外贸认证”。
从原理到投产周期越长的项目就越是如此。
第三个：这也是泡沫？
泡沫是指不可持续，也是指日本以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会在一定时期发生断崖式下降。
根据目前的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不太可能出现那些“倒T”主产业短时间内崩溃的情况。
而由于经历了动荡，甚至可能在社会层面产生裂隙性的影响，这甚至有可能会带来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未来10到15年的增加（在价值观形成时期受到了丰富且深刻的社会影响，有利于写出具有矛盾性和叙事性双强的优秀文学作品）。
尽管日本的产业发展陷于缓慢甚至停滞的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但并不能用于判断长期是否会出现更多的主要科学项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学术系统本身的周期较长，在叠加现有的可预见的产业情况下，本身已经超出了“可预期的未来”的范畴——更何况获奖本身就受到很多具体情况的影响，这些具体情况变化的比大局变化要快得多。
但是，如果日本产业的停滞在过了可预见的未来后还是进展缓慢，那么很有可能会被其他竞争对手反超其“倒T”行业。
一个“倒T”行业被摧毁很可能连带大量的相关从属学术研究系统。这些系统不会马上停转但急于“外贸”，实用价值可能也较大，反而可能会出现诺贝尔奖或其他奖项大幅度增加的情况。
如果我们看一下21世纪以来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奖项目的情况，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研究直接和日本原有的“倒T”优势产业有高度的技术关联性，但我们也可知目前日本在大部分“原倒T领域”的优势正在削弱。
但说“日本现在出现了科研获奖泡沫”还为时尚早。
不过近期的日本对韩国的半导体的行为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河，如果日本当局在各行业开始频繁的使用这样的行径，由交易不畅引发的问题在长期而言会导致本国相关科学家个人实现价值的降低。
如果日本当局开始采取旧时代对于科学家的直接管制策略来保护短期内的研发稳定性，那么的确有可能造成日本的获奖情况呈现断崖式下降。
不过由于目前局势的发展还非常不明朗，本人也没有那么好的预估能力，因此无法给出一个正确概率明显较大的预估。
但很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日本继续保持缓慢增长甚至还偶有倒退，那么它的确有可能在较远的未来开始缩水，但它不太可能出现“泡沫”，不会断崖式下降。
更何况本身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就不多，很难直接作为统计学依据，而且提名本身也是有很长的保密周期的。
因此在本世纪以内，恐怕单纯的用用获奖和获奖提名数量（主要是提名，获奖太少了）来判断日本在本世纪内是否发生过科研成果断崖式下降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儿。
当然，以上内容纯属举例，用的是最简单的东西（演示用途，不用当真）。
我写诺贝尔奖这一段用了两小时，由于本思路很简单且初步，所以我也顺带想了别的7种方式，包括很多地方直接以相反的方向来做，虽然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差别，不过能够运行下来的状态和此种方式的实际运作模式有一定过程与利益交换上的相似性（除了一种）。
如果这里有人觉得“有好处就不是客观权威评估了”，那么我想他得重新想一遍。因为事实上正是因为诺贝尔奖可能采用这样的盈利模式或者说完成了这样的“功能”（就算没有直接盈利），所以才更有可能保证“权威与客观”在科研技术成果上的体现。
诺贝尔奖的主旨是“为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贡献”，“贡献”是要变成成果的，就算不都变成现金也要变成大规模现实的。
毕竟诺贝尔奖并不是评选什么“研究时被上司穿小鞋穿成了三寸金莲”“老子带的学生TM在培养基里种蘑菇”“结晶成功的秘诀是念金刚经”“卧槽研究所里就三个女的，隔壁大学还是工科”“单身太久，总寻思向室友提出女装请求”“室友从来不帮我带饭还用我的牙膏”“我秃的头顶和超新星一样闪亮，光速跑去搞房地产的老同学的头发却和黑洞一样黑。”。
诺贝尔奖又不是超级好声音。
这也是大大增加了学术研究成果与研究者在全世界的实际价值，这也是“市场”的一部分。
尽管很多时候有“剩下”的元素在里面，但“剩下”也不是指科学家本身是多余的，只是对于他所在的组织无足够需求而已。
他能“走出去”，这对科学家有好处，对全世界和他所属国也都有好处。
这依然促进了“科学无国界”的客观事实，这的确对全人类有利。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按照上文内容中操作的主要收益是什么。
“多角度考虑问题”在日常语境下，大多数时候主要意义仅体现在“头脑灵活或换位思考”上，看上去是一个“有用但不是很强大的技能”。
注意，这里我说的是“技能”，就好像打游戏需要的时候丢出一个短时间的“技能”一样。
我这里说的并不是那种“多角度考虑”，并不是一种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甩出去的短期技能。
准确的说，这是一种“增加一个固有属性点”。
我用大家身边的东西来说明吧。
大家一定玩过游戏，游戏里面人物做一件事情越多就能增加经验值，经验值到了就能升级。
简单来说就是“操作=升级”。
这样的运行逻辑给我们带来了“游戏性”的最根本组成部分，也就是付出总会有回报而且会有一定实力上的提高，有助于我们面对游戏中的环境。
大多数人觉得生活比游戏痛苦很多，一方面是因为生活是一种参数设置不太合理的游戏，升级过程没有可预期性，奖励和报偿周期也不随着人类的适应周期。
但这并不是很主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是“生活中打怪不一定能练级”。
“打怪不一定练级”“操作不一定练级”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行为无意义感”，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无意义的。
大量的无脑重复刷怪行为在游戏里依然可以获得经验，但是生活中刷同一件事情未必能涨经验。
这就带来了极大的“重复劳动”感——重复劳动不可怕，你打篮球的时候大部分动作都是重复的，但你不觉得无聊，因为你感觉打篮球的时候进球有报偿，另一方面是感觉自己体能或技术在增强。
真正可怕的是“重复动作但不练级”，你感觉这事儿做了就是不得不做，但做这事儿没有任何额外的意义，你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强。
那么，什么容易导致“重复”感呢？有很多原因，但是缺乏看问题的“角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件事的过程，对应关系，运作模式只有少数几种甚至只有一种的话，那么生活当然很容易变得极为无趣。
事情本身在客观上的“具体事实”大部分总是相似的，而我们感知到的丰富性大多并不来源于“事实”，真正的来源是“真相”。
真相，就是我们认可的对于一个事实的“看法”。
事实虽然在理论上接近无限丰富，但这就好像游戏内容在理论上也可以接近无限丰富，但这两者做到的成本随着丰富程度的增加是几何增长的方式扩大的——这可是得减少“重复事实”的次数的，旧场景和人物乃至交互界面都得变化，但是游戏底层开发却要照顾所有场景。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真要做到让生活变得和游戏一样……你想想游戏的平均游玩时间才多少，那一个能够逐级满意的接近75年时长的游戏……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都不是“征服太阳系”能解决的级别，这说不定已经突破了目前可观测的宇宙的尺度。
所以堆积“事实”来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这就好像一个穷游女学生天天“洗涤心灵”都会腻歪，最后“洗涤心灵”本身都无感了，只有回来时顺带拿的包包还能产生个不同，有囤积一下的快感。
当然了，我不是说完全不要堆积“事实”，毕竟“真相”要建立在“事实”之上。
但是，如果有了比较多的角度（有了更多“真相”），那生活的丰富性将会是事实与真相的乘积，而这些乘积之间的组合方式也是相乘——能赶上我们的“无意义感”的几何级增长，而且能练级。
虽然我们选择的角度其实是受到诸多限制的，但是它有个基本的运作“属性”就行——只要这个属性点不作死清零，那么就一定能练级。
（很多游戏选择属性点，你可以选择彻底不要一个属性，比如说“治疗”，那么你可能暂时获得了较多其他自由属性点数获取了一点儿开局效率，但如果这是一个长期游戏，那么你永久缺少“治疗”能力将会越来越限制你的游戏方式）
没有这个属性点，那么即便看了很多东西也只是堆积“事实”——书上的东西不再是“真相”的一种模式，而成为了一种“事实”。
他就算是扫描仪，也绝对赶不上“无聊和无意义”扩增的速度，也无法以几何级的方式增长对事物的看法，必定会被复杂的现象所淹没，而且结论越偏越远。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我之前说到过ABC三国的例子。
我有个朋友，他看军事书比我带劲多了，基本上就是人肉资料库。当然他也是个业余水平，但是他记住的数据绝对比我多不知道多少倍。
然后有一天我跟他在讲苏德战争，他滔滔不绝的讲前线编制与所在地坦克的密度，得出了部署有问题的结论。
他的理由是根据细节资料整合，很多地区的坦克根本没有在指定位置，这是战略上的失误，然后跟我巴拉了半天——从书面角度来说，内容全对。
我的军事史也就垃圾的水平，但是我跟他指出了一个错误。
“……我说，你说的坦克密度高的地方是坦克在哪儿，这和战略方向不一定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我这用的是一手的资料！你哪有我看得多！”
“我是说，坦克放的密度和主攻方向没必然关系。”
“呵呵，傻逼。你看我标的地方和真正的前线根本是两回事！”
“你别看自己算的密度数字。”
“不看数字看什么？听你胡扯吗？”
“你标的点是坦克厂。”
这就是“角度不足”造成的问题——其实只要稍微从别的方面出发一下，这位数据达人完全可以明白他搞错了什么东西。
这看似可笑，但是这种判断模式却是大部分人的常态——我原来觉得可能是大部分人谦虚或隐藏，但后来我逐渐知道很多人是真的觉得痛苦又无聊（我是和空气斗智斗勇了）。
不过，多角度并不是因为“看一个东西有多种方式”而不无聊——这并不是“照相”的角度，不是从前后左右看同一个东西。
这实际上是一种“过程节点与运作方式的填充”。
比如说我用诺贝尔奖的那个例子，这只是一种解读和判断方式。
这个判断方式里，从分析到预判到规律总结，其实有变化有意义的点也就这么几个——要是只用一个角度，那么就是在等和看这么几个点，那就无聊的很。
但是呢，如果选择了别的角度，比如说我刚想出来的8个（又多了一个），那么实际上就是多了8倍的“需要关注的点位”。
而采用上述的模式进行判断，这8个类型所需要注意的点位无论在手段上还是关注阶段上都相当不同——除了极少数绝对关键点以外，其他部分大概率是随机分布的。
如果是打游戏，那么只有一个点位模式的游戏就相当于你升一级或者看一个剧情需要软磨硬泡一整天，而8个点位的只需要几小时而且爆装备的概率也提高了。
现实生活中毕竟没有“新手期”，不会头几个装备和级别爆的比较快，它基本上属于匀速。
这就让“新手期”很难熬，但是一直不升级的话就出不了新手村，那当然无聊的很。
当然，除了“游戏体验”以外，达到游戏目的也挺重要的。
多几个角度的好处当然不仅仅是什么“出现意外后更可能有解决办法”，它最大的优势之处在于“可能在同一段事件中找到更多的获利点或合作方式”。
以刚才的诺贝尔奖举例，刚才的盈利其实只是一个方向，是从组织利益视角看的。但是如果加上政志利益方向呢？加上产业利益为先导的方向呢？加上科学家利益为原点的方向呢？
那么这一个个不同的“点位”其实就是不同的“赢利点”或者“运行点”——不管有没有意识到，它其实都是盈利和实际运行的一部分，而且它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另外一种利益，这些利益一样会作用于整个东西上。
我们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碰巧”，但碰巧成功率的高低是有其必然性的。提高这种“碰巧的必然”就是练级。
所以多一个角度并不是“救急”为主的，但是很多人真的把他当“救火队”来用了，但基本上最后的结果是“救火队变成了临阵磨枪”。
这本身也是一种变相的“寻找抽样点”，特别是在“原点”上预先找好“反面”就很有这个作用（第一印象和出发点对于我们这些“聪明点的猴子”而言是难以避免的）。
寻找更多的抽样点和各种评判方式，是可以提高整体结论的“置信度”的。
当然了，一开始这么做是有点小困难的。不过对于有一些特定专业背景的人肯定要容易得多。
刚开始只需要瞎琢磨就可以了，找那些比较简单的东西试一试。
如果上学时的知识忘记的比较多的话，可以找本统计学的书找找灵感，毕竟他们这些人最好了。
（如果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话就不要找国内的统计学教科书了，计算上内容太多容易分散主要的注意力。建议可以找一本国外好一点的通俗书来看，容易抓到好的思路。）
我感觉博弈和统计，这两个东西的基础知识是用的最多也是最有效的了，虽然大家都上过课，但可能很多东西可能已经忘了。
特别是和当年上学时做题思路的东西，以前我也是题海做完就抛到脑后了，幸好遇到事儿了以后还记得一点，很多人是根本就没想到用这些玩意儿。
当然现在去回顾这些知识也用不着和当年刷题一样了，毕竟题目上给的很多数据都忒详细了……
别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这样的条件，就算是正八经的事儿也不一定有条件和时间搞这么牛掰的数据（当年做的题都是啥啊，里面的数据获取成本，都至少是不砸个百八十万都听不到响的级别哇……我们日常想个小问题连查两三个小时的资料的机会都没有，但道理却还是要接着用）
幸好现实中“事实”是很多的，就算一个推论和“垃圾到都不能算统计”的推理方式，只要量管够，它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会逐渐的形成某些显著性的，大体方向就好判断了。
本文和《硬核人生》的组合性激增模式结合有很好的效果。
最后：如果你第一次做了上面的事儿，而且跑了基础款的三个路线的话……你会意识到有些人是已经彻底的封死了这一属性点，永远也不可能点出来了。
属性点被封死的人会给你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现在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就是“大妈”感。
比方说前两天水库号里关于垃圾分类文章下面的一些评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大妈思维”？
白左其实根本就不新鲜，他们的问题其实也很明显，中国的“白左”之所以说着和白左同样的话但感觉又有点不一样（更加不能自圆其说），恐怕是因为中国还是集体主义优先的，所以很多基础自洽过程实际上是被群体决策替代的……
所以白左给人的感觉才是“你虽然把过程和结尾说完了，但说的完全没道理啊！”，而中国左的感觉是“你是不是脑袋里缺根筋啊？你倒是把事情的过程讲完整啊！”
这个“缺根筋”和“没道理”的微妙差异，估计大家只要不缺根筋都能体会到。
这些人和“大妈”只有两个区别。
1：他们更年轻。
2：他们现在的行动是被现阶段的社会机器的螺丝钉运行概念所制造出来的，还在大阶段和粗略实际结果上能符合实际的生产需求，所以还没到“适应不良”的程度，说的内容也是现阶段的东西。
这些人的预期使用寿命还没到报废年限，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它”了。
大妈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大妈？
那是因为螺丝钉加工以后，再用外力车成另一根螺丝钉要比制造一根新的螺丝钉费劲啊。而且螺丝钉永久了可能也会老化。
没人会回收再升级大妈螺丝钉，重新在学校里生产一批新的小螺丝钉的成本可要划算多了，而且打这颗新螺丝钉的材料，还是常常是大妈自愿回炉熔化而来的。
